雅克·朗西埃｜现代时代

摘自：《现代时代》

文：雅克·朗西埃

译：蓝江

序 言

当一个人敢用一部著名电影和一本著名杂志作为书的标题时，当然需要进行一些解释。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解释是，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法语的标题（Les temps modernes）是不一样的。标题用了复数，显示了与英文的不同。这通常是一个比喻，用来表达现代时代或条件。萨特在介绍《摩登时代》（Temps modernes）的第一期时使用这种用法。他在那里引用了作者在他们的“时代”中的全部承诺，他们认为时代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意义的综合体”。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本书既不涉及对现代性的诊断，也不呼吁去拥抱时代。相反，它思考的是时间的蒙太奇，它使发出这样的呼吁或推进诊断成为可能。对查理·卓别林的电影的提及有助于思考我们所提出问题。

它的戏剧性建立在两个时间性的冲突上：流浪汉的摇摆不定的动作，他慢慢来，而机器的不可阻挡的节奏，迫使他做出强迫性的姿态，像一个无法停止拧紧螺母和螺栓的人，他幻觉它们无处不在。但卓别林的同时代人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自觉的流浪汉手势的自动特性和机器的地狱般节奏是否真的是对立的？事实上，在以某种可疑的浪漫波希米亚的怀旧之名，表现为对工业时代的谴责之前，卓别林表现的恰恰相反。苏联的艺术先锋派使他成为列宁和爱迪生的同路人：他的姿态与即将清除旧世界残渣的机器的精准性完全契合在一起。诚然，那些自认为是真正的先锋之人会认为这些先锋派的追随者是温和的梦想家：苏维埃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不关心机器和手势的在美学上同步，而是期待他们以长期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规训为代价，积累财富，缔造未来共产主义的基础。

对立的运动，对立的现代性，对立的先锋性：对于什么是现代的问题，它们彼此间冲突加剧了。事实上，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1847年，马克思用《共产党宣言》向资产阶级的历史成就致敬，资本主义清算陈旧的封建结构和意识形态，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马克思是否意识到，他正在采纳一种反现代性的论调，即为了未来的集体主义革命事业而谴责现代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崛起？无论如何，毫无疑问，早在几年前，他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他认为，如果德国发生革命，那是由于德国太落后了；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德国哲学的超前和德国封建地主和官僚结构的落后之间的矛盾。

同年，在美国，爱默生也提出了一种差异，他呼唤着未来的诗人，他将知道如何弥合国家物质发展和精神缺陷之间的差距。而正是在这种落后中，爱默生认为现代美国在文化方面仍处于荷马之前时代，他希望出现这样一位未来诗人。我们知道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如何实现他的愿望，穿上新荷马的服装，为未来的革命者提供一个从日常生活的散文中萃取出来诗歌的模式。后来，他的同胞洛伊·富勒（Loie Fuller）和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来到这里，扮演电气时代的女郎，或者为未来舞蹈，恢复了古希腊瓶画上的动作。在他们之后，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让三位芭蕾舞演员将共产主义工作日的动作搬到屏幕上，只是，在第二年，他看到他的同事兼敌人爱森斯坦（Eisenstein）将他的现代机器交响曲与神话中的公牛仪式对立起来，对他来说，这更适合作为新时代集体活力的象征。

我们可以将这份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所面临的矛盾和悖论的清单进一步演唱。就目前而言，确认这一点就足够了。摩登时代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个，它们之间往往截然不同，甚至有时彼此矛盾，它们从各自时代的前进、后退、重复、停止或重叠的角度来思考现代政治或摩登艺术的时代；以差异或矛盾的方式来处置运动艺术的时代性，它们的连续性，对它们进行分期，将它们的联系起来，并重复它们，以便生产出符合现在条件和未来要求的作品。我选择谈论的正是各种各样时代性彼此间的交织和冲突，在前南斯拉夫几个国家的朋友们倡议下，我与他们举行的一系列会议，本书的主题与那次会议是一致的。在斯科普里（Skopje），我对政治时间的叙述方式提出质疑，并试图重新思考它不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紧张界限，而是对生活形式分配的冲突。在诺维萨德（Novi Sad），我试图在这种冲突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艺术现代性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意味着什么。在萨格勒布（Zagreb）和萨拉热窝（Sarajevo），我分析了电影如何将故事、表演和神话的异质性结合起来，以讲述其时代。萨格勒布的多媒体研究所提出要出版这三次讲座的文集。

出版时自然也把关于《舞蹈的瞬间》的讲座包括进来，这个讲座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但其主题和问题与我当时面对这些问题时竟如此吻合。这些讲座中有两个讲座我最初是用英语写的，另外两个有一个法语和一个英语版本。而这本书的原版正是用英文于2017年在萨格勒布出版，标题为《摩登时代：论艺术和政治中的时代性》（Modem Times. Essays on Temporality in Art and Politics.）。埃里克·阿桑（Eric Hazan）随后表示希望出版法语版。将我用外语写的文章再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只有在成为不称职翻译的条件下，才会干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试图重写一本相当于英文版本的法语版本。但我趁机修写了几个段落，并进行了润色。因此，法语读者手中的是一本忠实于原作，但在表述上又是全新的书。凡是帮助两个版本的书出版的人，我都会在“致谢”中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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